黄帝陵

　　宋元时期对黄帝的祭祀与前代相比稍有变化。从整体上来看，第一，沿袭了南郊祭天时五帝附祭和四时迎气之黄郊；第二，历代帝王庙中黄帝作为五帝之一受到的祭祀；第三，黄帝陵庙致祭。在这一整个布局中，原来的明堂报享五帝的制度逐渐消失，而历代帝王祭祀的地位上升。
　　在宋元时期的黄帝祭礼中，黄帝陵陵庙致祭受到了高度重视。赵匡胤对轩辕黄帝的祭祀是很重视的，宋李昉《黄帝庙碑序》中记载，在开宝五年(972)时，赵匡胤降旨：凡前代帝王功德昭著泽及人民者都应崇奉，不得使其庙貌荒废。当时轩辕黄帝庙被列为重点加以整修维护。同时规定朝廷对轩辕黄帝庙每三年祭祀一次。为了祭祀方便，把唐代宗大历中设置的黄帝庙从桥山西麓移到今天黄帝庙所在地。
　　元代对黄帝陵庙的祭祀也很重视。《元典章》中规定：伏羲、神农、黄帝是开天辟地的先祖，国家应当祭祀。但是三皇被视为医家的祖先，不再由皇帝亲祭，而改由十大医师主祭。在各地仿照“孔子庙”设立“三皇庙”，与社稷坛鼎足而立。“三皇庙”很快普及到了民间。各地“三皇庙”有时也称“药皇庙”。
　　宋元时期，除了朝廷对黄帝三年一祭外，还有一些名人到黄帝陵拜谒黄帝。如“文能治国，武能保疆”的北宋名臣范仲淹，于宋仁宗宝元三年(1040)到陕西就任后，专程上桥山致祭黄帝陵。元朝末年的著名道士张三丰，也曾经来到桥山，瞻仰了轩辕黄帝庙。
　　明代对黄帝的祭祀有较大的变化。首先是明代取消了郊天礼中用五方帝从祀的做法。圜丘祭天为古时最隆重的礼仪，且最早配祭黄帝，而后演变为配祭五帝。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大兴百神之祀，命李善长研究祭天之礼。李善长提出祭祀昊天上帝不必以五帝从祀。朱元璋采纳其建议，进一步简化繁缛礼仪，“釐正祀典，凡天皇、太一、六天、五帝之类，皆为革除”，改变了祭祀天地时以五方帝从祀的传统。明代也没有五时迎气的做法。其次，明代发展了在中央设历代帝王庙祭祀历代帝王的做法。明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建帝王庙于京师，祀三皇五帝及汉唐创业之君，每岁春秋致祭。“帝以五帝三王及汉唐创业之君，俱宜于京师立庙致祭，遂建历代帝王庙于钦天山之阳。”七年，又“令帝王庙皆塑衮冕坐像，惟伏羲、神农未有衣裳之制，不必加冕服”。洪武二十一年(1388)，因京师帝王庙发生火灾，改建于鸡鸣山。明成祖迁都北京，在京城建历代帝王庙前，一度将历代帝王附属于天地祭祀。嘉靖十一年(1532)，复在北京建历代帝王庙，恢复常规的致祭。再次，明代对黄帝陵寝也非常重视。朱元璋即位之初，就认为轩辕黄帝不仅是医家的祖师，也是中华民族的远古祖先。洪武三年(1370)，他派遣使臣到全国各地调查，查明各行省有先代帝王陵寝79处。洪武四年(1371)，“礼部定议，合祀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陈祀伏羲、商高宗，孟津祀汉光武，洛阳祀汉明帝、章帝，郑祀周世宗，巩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荧河祀商汤；在山东者二：东平祀唐尧，曲阜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内黄祀商中宗，滑祀颛顼、高辛；在湖广者二：酃祀神农，宁远祀虞舜；在浙江者二：会稽祀夏禹、宋孝宗；在陕西者十五：中部祀黄帝，咸阳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汉高帝、景帝，咸宁祀汉文帝，兴平祀汉武帝，长安祀汉宣帝，三原祀唐高祖，醴泉祀唐太宗，蒲城祀唐宪宗，泾阳祀唐宣宗”(《明史·礼志四》)。又派遣秘书监丞陶谊等人对桥山黄帝陵庙进行勘察、修葺，筹备祭祀仪式。同年，朱元璋降旨废除了各地建立的“三皇庙”和“由十大医师祭祖”的礼制，规定祭祀黄帝由皇帝或派遣大臣祭祀。桥山黄帝陵列为国家祭祀始祖的圣地，要求每次祭陵的祭文、祭祀日期、祭品名称、数量和主祭、陪祭官员姓名都要刻石立碑。又特遣中书省管勾甘赴黄帝陵致祭，这次祭祀留下了我们所见的最早的一篇祭祀黄帝的祭文。为了保护祭祖圣地，黄帝陵庙设五品护陵官二人。后来县令即为护陵官，由五品官担任。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降旨在轩辕庙大殿内塑造轩辕黄帝坐像一尊，以利后世瞻仰祭奠。
　　此后，三年一大祭，大祭时由皇帝亲写祭文，由太常寺派遣大臣携带香帛、贡品前来桥山祭祀。明朝诸帝对黄陵祭祀不断，洪武四年、二十九年，永乐十二年，宣德元年，景泰元年，天顺六年，正德元年、十一年，嘉靖十年、三十一年，隆庆四年，万历元年、二十八年，天启元年，均遣使赴黄帝陵祭祀。今黄陵保存有明太祖、成祖、宣宗、代宗、英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熹宗等皇帝遣使到黄陵致祭的碑文。
　　清代对于黄帝的祭祀沿袭明代，集中在两大项：一项是中央历代帝王庙展祭，多由皇帝主祭，春秋二次祭祀。一项是黄帝陵庙致祭，多由皇帝派专员致祭，一般是每三年一次，也有临时祭告。其他常年春秋之祭由地方官操办。
　　清朝对黄帝陵庙的祭祀，仪式隆重，规模宏大，次数较多。除常规之祭外，逢皇帝登基，太后寿辰，国家庆典，平息叛乱，水旱灾害，五谷丰登，大功告成等重大事件，特别是需要团结御敌，或获重大成功需要祭告祖先在天之灵时，也常由皇帝决定祭祀黄帝。清朝对黄帝陵的祭祀，见于记载的有30次：清世祖顺治八年(1651)派专官到黄帝陵进行祭祀；清圣祖康熙元年(1662)敬遣专官到黄陵祭祀；清圣祖康熙七年(1668)遣工部杨运昌祭告黄帝陵；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遣工部右侍郎加一级苏拜致祭于黄帝陵，陪祀官有督理陕西等处地方粮储道副使加四级李国亮、延安府知府毛文埜、中部县知县金兰芝等；清圣祖康熙二十七年(1688)遣鸿胪寺卿刘楷致祭黄帝陵，陪遣官有延安府知府张伟、鄜州知州胡正著、洛川县知县许廷佑、中部县知县李暄、宜君县谢裁秋、儒学训导阎仕、典史葛珙等；清圣祖康熙三十五年(1696)因岁歉为民祈福，遣都察院协理院事左佥都御史常继圣致祭于黄帝陵；清圣祖康熙四十二年(1703)为康熙帝五旬大寿并亲阅黄淮堤工回銮，派遣大理寺少卿莫音代致祭于黄帝陵，陪祀官有延安知府吴存礼、鄜州知州高怡、洛川县知县萧长祚、宜君县知县卢兆鲲、中部县知县黄觐光、典使孙时铉、儒学训导阎仕等；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为皇太子废而复立，遣户部右侍郎加二级张世爵致祭黄帝陵，陪祀官有延安知府加一级孙川等，从祀官鄜州知州高怡、洛川县知县萧长祚、宜君县知县李之玣、中部县知县祝文彬等；清圣祖康熙五十二年(1713)为康熙帝六旬大寿遣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蔡升元致祭于黄帝陵，陪祀官为延安知府加二级孙川，从祀官有鄜州知府加一级功加记录二次张云鹤、洛川县知县加一级向兆麟、宜君县知县加一级李良模、中部县知县加一级邰衡等；清圣祖康熙五十八年(1719)遣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检讨吴孝登致祭黄帝陵，陪祀官有鄜州知州加一级功加记录二次张云鹤、洛川县知县加一级军功记录一次向兆麟、中部县知县加一级杜乔等；清世宗雍正元年(1723)遣通政使司右通政钱以垲致祭黄帝陵；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江球致祭黄帝陵，陪祀官为整饬榆林中西二路兼分巡道陕西按察使司布政司参议朱曙荪，从祀官有延安府正堂加三级记录二十五次沈廷正、鄜州正堂加一级孙毓诠、署肤施县正堂加一级徐珩等；清世宗雍正十三年(1735)太常寺少卿鲁国华致祭黄帝陵，从祀官有直隶鄜州知州李如沅、中部县知县何任、宜君县知县许克家等；清高宗乾隆二年(1737)为世宗配享圜丘礼成，遣翰林院侍读学士世臣致祭黄帝陵，从祀官有礼部文林郎加一级邢通、直隶鄜州知州加三级李如沅、署直隶鄜州同州府通判加三级商北麟等；清高宗乾隆十四年(1749)遣太常寺少卿钟衡致祭于黄帝陵，陪祭官为分巡凤邠盐道按察司副使永敏，从祀官有同州府通判署直隶鄜州事赵铨、洛川县知县方楚正、中部县知县杨必名、宜君县知县许治、中部县儒学训导王运会等；清高宗乾隆十七年(1752)为慈宁太后万寿晋号，遣太常寺少卿涂逢震致祭黄帝陵，陪祀官有鄜州直隶知州加三级武敬、洛川县知县老尔昌、署宜君县朱家鄜濂、中部县知县王纲等，从祀官为同州府盐通判加一级赵铨；清高宗乾隆二十年(1755)为荡平准部、太后晋号，遣太常寺卿熊学鹏致祭黄帝陵，陪祭官有候补知府署鄜州知府雷正、鄜州直隶州知州记录十次英德、中部县知县王纲等；清高宗乾隆二十五年(1760)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赫庆致祭黄帝陵，陪祭官有直隶鄜州知州刘麟勋、中部县知县巩敬绪、宜君县知县侯於蓟、中部县儒学训导李凤冈等；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1772)为太后万寿晋号，遣宗人府府丞李友棠致祭黄帝陵，陪祭官有鄜州知州阿林、鄜州分州吴廷试、洛川县知县温崧曾、中部县知县董廷楷、宜君县知县袁维丰、鄜州儒学训导李如坤等；清高宗乾隆四十一年(1776)为阿桂平定大小金川，遣内阁学士唐吉泰致祭黄帝陵，陪祭官有候补直隶州署鄜州加三级记录五次林苹范、洛川县知县加三级记录五次温崧曾、中部县知县加三级记录五次董廷楷、署宜君县知县加三级记录三次任重、中部县儒学训导江自岚等；清高宗乾隆四十五年(1780)为乾隆帝七旬寿诞，遣内阁学士钱载致祭黄帝陵，陪祭官有洛川县知县加三级记录黄辉、中部县知县加五级记录五次董廷楷、中部县儒学训导江自岚等；清高宗乾隆五十年(1785)遣内阁学士胡高望祭告黄帝陵；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1790)遣内阁学士依兰泰祭告黄帝陵；清仁宗嘉庆元年(1796)遣陕西副都统花向阿祭告黄帝陵；清仁宗嘉庆五年(1800)为高宗配享圜丘礼成，遣户部右侍郎周兴岱祭告黄帝陵；清仁宗嘉庆二十四年(1819)为嘉庆帝六十寿诞，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和桂致祭黄帝陵，陪祭官有鄜州直隶州知州鄂山、中部县知县恒亮，执事管右中部县训导朱体元、宜君县马兰镇巡检刘询等；清宣宗道光元年(1821)遣西安副督统哈兴阿致祭黄帝陵，陪祭官为署鄜州直隶州知州硕庆，执事官有中部县训导赵炳、宜君县知县邓培绶、中部县典史韩廷楷等；清宣宗道光十六年(1836)为太后万寿晋号，遣陕西榆绥镇总兵官郭继昌致祭黄帝陵，陪祭官为鄜州直隶州知州吴明捷，执事官有中部县训导张云瑞、中部县典史毛诗、前署中部县典史赵洙等；清宣宗道光二十六年(1846)又为太后万寿晋号，遣西安右翼副都统甘露致祭黄帝陵，陪祭官为署鄜州直隶州知州张其翰、中部县知县郭云章；清宣宗道光三十年(1850)遣西安左翼副都统常春致祭黄帝陵，陪祭官为署鄜州直隶州陈捷魁、中部县知县郭云章，执事官有中部县训导李荣春、洛川县训导路三登、宜君县训导孙震生等。30次中，清世祖顺治在位18年，祭陵1次；清圣祖康熙在位61年，祭陵9次；清世宗雍正在位13年，祭陵3次；清高宗乾隆在位60年，祭陵10次；清仁宗嘉庆在位25年，祭陵3次；清宣宗道光在位30年，祭陵4次。
　　清末帝爱国志士祭祀黄帝陵，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光绪年间，邱逢甲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桥山祭扫黄帝陵墓。邱逢甲，字仙根，号沧海。台湾省漳化人，出身望族。光绪十五年进士，兵部主事。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清廷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丘逢甲刺破手指写出血书：“拒倭守土”四个大字，召集士绅联名据理力争，并率领“八千弟子”奋起抗日，“倾家财以为兵饷，不足则乞诸义士以助之”。号召青壮年，晓以民族大义，“人自为战，家自为守”，与侵略者浴血奋战二十多昼夜，终因孤军作战、弹尽粮绝而失败。失败后，他漫游各地，到陕西后，在友人的提示下，专程到中部县祭扫黄帝陵，寄托爱国情怀。1908年重阳节，陕西同盟会祭扫黄帝陵，在先祖陵前宣读祭文，决心复兴中华民族。这次祭祀的祭文由郭希仁和张赞元起草，参加祭祀的有陕西十六人，四川七人，甘肃、山西各三人，广东一人，共二十多人。并决定每年农历二月二日祭陵一次，祭扫时必须有“告墓文”，后改称“誓墓文”。
　　

黄帝陵志/陕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3